“我的一个朋友是国内知名高校的博士，想留校但没有编制，最终去了企业。”这是读博期间，商院芳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他认为，尽管传统高校或科研机构是“铁饭碗”，但有限的编制和经费，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优秀人才的发展空间，给创新带来不利影响。

　　在光启，员工实行全员聘用制，优胜劣汰，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使用和人才引进、培养的效率。商院芳认为，民办科研机构人才的提拔、运用，不需要受到硬性条件的牵制，“只要你能做出贡献，一定获得相应的回报。”商院芳说。

　　2014年，周飞卖掉在上海的房产、汽车，举家搬到深圳，从公办航空航天院所跳槽到光启。“传统研究所为了保障成果的可靠性，在创新方面往往乏力。而民办科研机构的组织方式更加灵活、高效，有利于激发创新活力，科研人员也往往干劲十足。”他认为。

　　“项目成功转化，科研人员会获得相应的项目奖金和转化激励，这也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新热情。”王今金说，大体制适合做大创新、研究国之重器，而民办科研机构更擅长微创新。公办和民办科研机构各有分工，形成多层次的创新体系，能够让科技创新更有活力，“我相信，会有更多革命性的创新从民营实验室里走出，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

　　如今，光启研究院的科研团队中90%的成员年龄都在35岁以下，1/3的研究人员具有哈佛、牛津、剑桥等著名高校的博士学位或著名科研机构的工作经历。年轻成员为团队带来了新的想法和活力。“我在这里尝试了过去几十年都不敢做的实验。”一位新加入光启的科学家说。

　　“新型研发机构的种类模式有多种，民办非企业模式是其中一类。”刘若鹏认为，随着党的十九大召开，科技创新也迎来了一个新的黄金时期。党中央对创新的重视，让新型研发机构尤其是具有企业属性的创新主体，可以更好地发挥对未来的想象力、创造力与执行力。“我们更要找准前沿科技的创新方向，绝不能人云亦云、追赶概念。要找到一条从前沿创新到重大生产力变革的最短、最优路径。”刘若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