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五：1956年巴菲特对Dempstar公司的投资
Dempstar位于奥马哈城以南90英里的内部拉斯加州比阿特利斯镇，主营农业用具，灌溉系统，供水系统以及自来水管道的公司。1956年，巴菲特开始把它视为一项Generals投资，当时该公司股价每股18美元，其帐面价值为每股72美元，其中，流动资产（现金，应收帐款和存货）减去全部负债后的净值达到每股50美元。Dempstar过去业绩非常好，但最近几年只能达到盈亏平衡。从定性指标看，公司所处行业竞争激烈，管理层素质一般，但从定量指标看，公司的价格远低于其价值。巴菲特认为这类投资有七八成可能会在一到三年内获得可观的收益。
不过，巴菲特的预期没有实现。随后五年，巴菲特不断小批买入，自己也进入了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却无法扭转价格远低于其内在价值的局面。到了1961年8月，巴菲特取得这家公司的控制权，平均买入成本为每股20.99美元。巴菲特将公司的副总裁提升为总裁，仍然没用，还好芒格在1962年4月介绍了一个专业管理人Harry Bottle出任公司主席，而Harry Bottle最终提高了Dempstar的资本利用效率，降低了存活和应收帐款，挤出了大量现金使得巴菲特能够进行证券投资。1963年以来，巴菲特将Dempstar以每股80美元帐面净值出售给了新东家。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Harry Bottle对Dempstar的改造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100名工人被解雇，而且巴菲特在比阿特利斯镇遭到了严重的批评，甚至被冠以“破产清算人”。这件事情对注重名誉的巴菲特来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后来巴菲特对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的处理。
在1964年1月18日致合伙人的信中，巴菲特进一步完善了其对“Generals（低估类投资）”的理论阐述。巴菲特认为：
虽然定量的指标非常重要，但是定性的指标也同样重要。我们喜欢优秀的管理层，不错的行业以及过去僵化的管理层或股东的一点“骚动”。
在这个阶段，巴菲特已经开始思考完全不同于格雷厄姆的投资模式，开始以一种定性的模式去思考问题或者巴菲特在以后的致合伙人的信中提到的——Generals—Relatively Undervalued。而1963年到1964年的运通事件，加速了巴菲特这种理念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1964年是巴菲特投资的一个转折点。
案例六：1964年巴菲特对美国运通的投资
1963年后期，美国运通公司的一家子公司错误地签发了有关色拉油的仓储收据，这张收据欺骗性的证明了在新泽西州的贝恩尼市有大量的桶装色拉油库存，由此造成了一场所谓的安东尼 迪 安杰里斯色拉油丑闻。
美国运通公司自身认为，他们有能力承担数十亿美元损失的责任。这次危机的爆发有可能卷走全部的股东权益，使公司的净资产变成负值。
巴菲特经过自己的调查后发现：在奥马哈，他经常光顾的罗斯牛排餐馆及其他地方，人们仍然还在使用美国运通的信用卡和支票，美国运通公司的基本业务没有受到这次丑闻事件的负面影响。而商人们依旧在接受美国运通信用卡。由于这些信用卡仍有信誉，美国运通的整个帝国依然完整无缺，巴菲特买下了这只股价遭受重创的股票。1964年，巴菲特将巴菲特合伙公司40%的净资产、价值约1300万美元投资于美国运通公司，买下了美国运通公司5%的股份，当时，美国运通的股票价格已从原来的每股65美元跌至每股35美元。
如此一来，巴菲特打破了他在一次性投资中使用其合伙公司资金不超过25%这一原则，但是，他也因此刷新了在一些大公司暂时受挫时，大胆买进这些公司股票的记录。在接下来的两年中，美国运通的股价上涨了3倍，据说巴菲特合伙公司卖掉这些股票净赚2000万美元的利润。很显然，他的合伙公司赚得更多，因为巴菲特告诉《奥马哈世界先驱者报》（1991年8月2日）说，他持有这只股票时间长达4年，尽管有些公开出版的文章说他在两年后就卖掉了这些股票。在5年的时间里，美国运通的股票上涨了5倍，从每股35美元涨至每股189美元。
巴菲特在1965年1月18日致合伙人的信中，又把“Generals”分为两类，原来的（被低估的股票）称之为“Generals-Private Owner Basis”，另一类是“Generals-Relatively Undervalued”。有理由相信巴菲特如此的分类，很大程度上也是受了当时投资运通的影响。
作为第四种投资方法“Generals-Relatively Undervalued”，巴菲特认为：“主要包括那些相对同类质地的公司价格较低的股票。虽然按照目前的估值方法，这类投资价格被低估了，但（通常由于规模较大）对私人投资者意义不大。”
“在进行投资决策时，我们致力于确保比较的对象是完全同质的。如果不能透彻了解公司及其所处行业，并做出明确的判断，那我们不会下注。”
“和Generals-Private Owner或者Workout类投资相比，这类投资更容易因此陷入深渊。我相信，一旦将这种风险降至最低，该类投资的未来将非常光明。”
巴菲特在1965年1月18日致合伙人的信中比较了。“Generals（包括“Generals-Private Owner Basis”和“Generals-Relatively Undervalued”两类）”、“Workout”和道琼斯指数的业绩
1962年“Workout”类投资力挽狂澜，为合伙人基金贡献了大部分收益。1963年，两类投资的表现都极好，但Workout为合伙基金大幅跑赢指数奠定了胜局。而1964年，Workouts类投资却大幅拖累了合伙基金的业绩。总之，如果熊市是100%的Workout，牛市是100%的Generals，合伙基金的业绩将会好的出奇。但是正如巴菲特所说：
“最完美的事情就是在牛市中持有100%的‘Generals’类投资，而在熊市里面持有100%‘Workout’类投资。但是我无意通过猜测股票市场的走向进行资产配置。我认为，尽管这三类投资的短期表现会因市场情况大相径庭，但长期来看，它们都是很好的投资对象。而依靠猜测各类投资在未来市场中的表现进行资产配置，以防范市场波动的风险，是非常不明智的行为。”
由于无法预测市场，巴菲特只是按照一定的比例将几类投资方法组合起来相互对冲。我们也应该看到熊市1962年表现不好的Generals投资，都在1963年牛市中大放异彩。
而在我们随后几年统计中，也没有发现明显的熊市里面放大了Workout来抵御风险，相反1966年熊市中，Generals-Private Owner的收益率高达73%，虽然只占到基金投资总额的2.75%，但Generals类的股票合计占到基金总额的47%。
按照巴菲特的说法“Generals-Relatively Undervalued”贡献了1966年和1967年合伙基金全部收益的2/3。
相对应，在1967年牛市中，Workout占到基金投资总额的27.79%，但收益率仅为0.98%，低的可怜。
当然这一方面和数据序列有限，这段期间没有连续经历两年熊市有关，但也可能诚如巴菲特所说：
“就像以前我指出的那样，合伙基金的资金在这三类投资中的分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种投资机会存在的几率。这意味着，当道琼斯指数下降时，合伙基金主要的投资是Generals还是Workout，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运气，但这对于我们当年相当于道琼斯指数的业绩却有很大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无需太过看重短期业绩的原因。”
我们的投资哲学是：
1、短期业绩（三年内）毫无意义，特别是对我们这样把部分资金投入Control类投资的基金来说；
2、在市场下挫时，合伙基金将取得超越道琼斯指数和其他主要基金的业绩；但在市场上升时，合伙基金很难跟上它们的脚步。
案例七：1965年巴菲特对迪斯尼的投资
当时迪斯尼的股票市盈率为10倍，巴菲特试图不把它当作一只股票来分析，而是把它作为一个完整的公司来看待。在巴菲特看来，迪斯尼公司最有价值的财富是它珍藏的经典卡通形象和电影，比如《白雪公主》和《小鹿班比》等。要是换了格雷厄姆，他对这种难以精确测度的资产是不会感兴趣的。不过，经过巴菲特的估算，仅迪斯尼公司拥有的卡通形象和电影本身就值股票的账面价值。此外，他还可以拥有迪斯尼乐园的一部分股份。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巴菲特斥资400万美元买下了迪斯尼公司5%的股份。
案例八：1962年巴菲特对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投资
1948年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最辉煌的时候，拥有11家工厂，雇员人数超过11000人，税前利润达到2950美元。但是战后它逐步陷入低谷。巴菲特合伙基金1962年11月开始买入其股票，当时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正因为前任管理层关闭了大量陈旧过时的工厂出现巨额亏损。
1965年巴菲特合伙基金取得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的控制权，当时公司只剩下2家工厂，雇员人数也减少至2 300人。但令人惊喜的是，工厂的管理人员非常优秀。巴菲特合伙基金初始买入的成本为每股7.6美元，在1965年年初大量买入后，平均成本升至14.86美元。而公司1965年12月31日的净营运资本为19美元。
事后看来，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还是属于格雷厄姆似的投资，很难断定究竟是对还是错。1978年3月14日，巴菲特在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东的信中写道：1977年纺织事业的表现依旧低迷不振，过去两年我们乐观的预期纷纷落空，这或许也说明了我们预测能力的薄弱，或是纺织产业的本质，尽管一再地努力与挣扎，行销与制造的问题依旧存在，虽然市场上面临的困境与产业情势相关，但也有不少问题是我们自己造成。部份股东开始质疑我们是否应该继续留在纺织产业，虽然就长期而言其投资报酬率明显低于其它的投资，但我们的理由有以下几个：
（1）我们在纽贝福及Manchester的工厂都是当地最大的聘雇业者，员工的年龄偏高，缺乏转换工作的能力，同时我们的员工及其公会也已经尽其所能地与经营阶层配合努力改善成本结构及产品组合，以使我们的经营得以维持下去。
（2）管理阶层也相当努力同时坦承面对产业的问题，尤其是在1965年经营权易主后，Ken Chace依然尽力尽力地协助我们把纺织部门产生稳定的资金流入转到获利更加的保险事业投资与购并之上。
（3）努力工作加上对制造与行销组合的乐观预期，我们的纺织事业在未来看起来应该可以维持一个起码的利润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巴菲特可能还是受了Dempstar清算所带来的影响，或者是对已有事务的眷念。
当Ken Chace退休后，工厂需要新的投入才能继续维持，资本性支出工厂肯定会遭受损失。1985年，巴菲特毅然将纺织工厂关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