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经济周期变化，一定要结合关键影响因素。那么从2022年开始，有哪些关键影响因素会起作用？这是最近一段时间国内外权威专家讨论最多的问题，我简要分享一下。

首先，全球大宗商品从2021年起进入一个上升周期。

因为库存需求、工业制造、消费等真实需求增加，再加上美元等主要货币处于零利率，货币供应量充足，大宗商品的产业需求、对冲投资需求都上升了。

这个趋势在2022年还会继续，原油价格、贵金属价格很难下跌，这些库存需求，将使全球能源、原材料成本也处于上升期，对制造业利润会有影响。

其次，美元预计开始进入新一轮加息周期。

这不只是表现在2022年会加三次还是六次息，而是过去几年美元等货币持续降息的周期结束。通常，进入加息周期，意味着经济复苏比较强劲，尤其是通货膨胀上升太快，货币过于放松了。

但2022年新年以来，你会看到美国股市已经开始持续震荡下跌。这是因为，进入加息周期后，货币供应通常会减少，不利于美元资产价格保值，美国股市持续上升的金融周期，也将在2022年发生转折。

所以，大宗商品价格进入上升周期，欧美货币进入加息周期，对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是复杂的。期货市场风险、制造业成本风险、股市投资风险，都会对2022年的全球经济增长形成压力，而这些风险，全都是可预期的“灰犀牛”风险。

中国经济开始中低速增长

全球经济进入新周期，那么中国经济从2022年起又会进入什么样的新周期呢？

总体来看，中国在未来几年里，GDP增速、劳动力增长、房地产业的债务问题、就业压力，都在推动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也是更有挑战的发展周期。

第一个因素是中国继续经济结构调整，进入中低速增长周期。

虽然2021年中国GDP实现了同比8.1%的增长，但这离不开一个因素：2020年经济受疫情冲击低迷。所以，2022年要保持这个增速很难。

前边我们讲到，上海、广东、江苏、山东等经济大省份，2022年预期增长是5.5%左右，北京预期2022年的同比增长仅为5%。

所以展望2022年，交通银行行长刘珺撰文说，需要通过一定速度的GDP增长目标，来稳住大家的预期，定住资源配置的锚，还要密切关注输入型通胀、输入型风险，通过跨周期政策和逆周期政策的有机结合，均衡施力于国民经济。

第二个因素，是我们进入了劳动力增长放缓的周期。

这意味着劳动力成本上升，同时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育成本上升，这些都是全新的情况。

从日本经验来看，人口老龄化通常伴随中老年人群的消费力下降，经济增长缺乏消费推动力，GDP增速也会放缓。

第三个因素，是中国房地产高速增长周期全面结束。

2020年以来，恒大、世茂、佳兆业、花样年、奥园等房地产龙头企业爆出债务危机，金额超过2万亿元。随后房企相继出现债务违约，上下游供应商、购房者、金融机构、地方政府普遍被牵连，这些风险积累，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隐性风险。

所以，最近也有提议认为，央企、地方国企或许会陆续入场，解救这些出现严重问题的房地产企业，从结构上重组房地产行业。虽然2022年初，一些地方开始放松房地产调控，但力度很有限。整体上，依然会坚持“房住不炒”，房地产业的颓势很难在短期内扭转。

与这些因素相关的一个周期影响因素，就是就业问题。按理说，中国人口结构性增长放缓，就业市场应当供不应求。但疫情因素，加上产业收缩，城镇新增失业人口、灵活就业人口、待就业大学生的数量，都在最近一两年有所上升。

如果没有规模化的产业升级、就业容纳，一部分缺乏技能的劳动力将越来越难以就业。可以期待的解决方法，是迅速增加职业教育、技能培训，但这个调整适应过程，恐怕需要一定的时间。这对收入以及消费增长，也会形成压力。

所以，中国经济虽然可以克服困难，继续实现增长，但在未来几年里，GDP难以维持高速增长，基本上是确定的趋势。更快的增长，会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真正完成之后到来。